山东省曲阜市鲁源新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图为村民在示范街体验传统文化。
杨国庆摄（人民视觉）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易家桥社区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邀请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等商讨高空抛物治理。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新华社发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治理结构转变，基层社会日益成为各种利益诉求交汇点，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社区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如火如荼，城乡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治理怎么开展？居民积极性咋调动？如何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记者进行了走访。
“有啥事一起商量，有啥难互相帮忙”
“社区南侧小花园花草没人打理，有些荒废了”“在小广场加装凉亭和长椅，给老人们改造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这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街道东里北社区围绕“品质社区”建设不久前召开的一次“老街坊”议事会。会上，社区党委和物业企业负责人、居民代表展开热烈讨论。
“改哪里，居民出主意；怎么改，居民齐参与；改得好不好，居民来评价。”东里北社区书记赵红总结的这套工作方法，源于3年前对社区进行的一次有机更新提升。
东里北社区是一个建成时间较长的小区，积累问题多；同时，居民主要由企业离退休职工及家属组成，居民之间都是老同事、老工友、老街坊。既是老街坊，何不把居民心气聚起来？为此，社区以“老街坊”议事厅为基础搭建居民参与平台，收集意见建议。在社区设立接待处，解决居民疑问。项目完成后，社区还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让居民和社区、物业公司一起参与社区治理。
“以前我们大院给人的印象是老、旧、乱，经过大家努力，现在楼道被粉刷一新、更换了新电梯，道路平了、地锁拆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东里北社区居民刘永斌和很多街坊报名参加了社区的“老街坊”志愿者服务队。他说：“通过参加志愿队、议事会，街坊之间有啥事一起商量，有啥难互相帮忙，社区更温馨了。”
“老街坊”议事会、“老街坊”志愿者服务队……在石景山区，社区治理离不开“老街坊”。据介绍，“老街坊”起源于2013年八角北路特钢社区党员、志愿者自发开展的一次关爱行动。
“近年来，石景山区以建设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契机，通过搭建区—街—社区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创新议事协商机制，持续深化‘老街坊’品牌内涵，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石景山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区民政局局长吴智鹏说，目前石景山区154个社区都组建起“老街坊”社区议事厅，还组建了208个“老街坊”楼委会，常年参与志愿服务的“老街坊”志愿者达9.96万名，“老街坊”治安队、劝导队、应急小分队实现了社区全覆盖。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单位人”逐渐变成“社区人”，很多原来由政府、单位承担的服务和管理职能转移到社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社区建设进入快车道。据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中宣部9月初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0年来，全国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城市由82%提升到100%全覆盖、农村由31.8%提升到79.5%。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国400多万城乡社区工作者在防控一线拼搏奉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尤其是城乡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心。各地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展社区协商民主，最大程度在社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社区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王伟进说。
“强化党建引领，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
山东省龙口市新嘉街道社区居民老张以前在农村生活，进城落户后想开家面馆。眼瞅着开张了，面馆服务人员的健康许可证还没办，这可把他急坏了。前些天，他回到社区时听到门口的大喇叭里介绍餐饮店开办流程，赶紧到社区咨询。在社区“红心代办员”的帮助下，老张很快理清程序、备齐资料，面馆顺利开张。
老张说：“刚到城里生活不太适应，不过社区门口有一个像农村村口一样的大喇叭，及时宣传便民政策；有啥困难，社区代办员帮忙解决，现在住得挺安心。”
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今年以来，新嘉街道组建起“红心代办”队伍，设置“红心代办点”，由各社区党总支书记担任“红心代办点”负责人，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志愿者等担任“红心代办员”；还建立代办制度，将居民原来需要跑到街道或者城区办理的事情，转移到就近的“红心代办点”办理，并对有困难群众提供上门、陪同办理等服务。“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大喇叭’‘红心代办’等微服务，街道打通了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新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吕筱凤说。
近年来，各地全面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一肩挑”，目前村（社区）“一肩挑”分别比例达95.6%和93.9%。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社区党建联盟、党员社区报到等制度，多形式发挥党建在引领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从基层治理主体看，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等多主体参与的系统治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向春玲说，针对以往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党中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通过出台一系列党内法规，健全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体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把党员的活力激发出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各方一起参与，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歇歇脚、喝口水、防走失、敢救助、助老包……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银行、饭店、社区服务中心，甚至是便利店、打印店门口，经常能看到提供这些暖心服务的牌子。如今，已有近百家商户、单位加入了这个叫“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的“养老圈”。
作为“养老圈”成员之一，江苏银行让社区老人感到亲切。银行大厅里放置了轮椅、拐杖、老花镜等老人办业务时可能用到的工具。即使不办业务，一些老人走累了也愿意进去喝口水、歇歇脚。银行除了进社区举办识别假币、防范金融诈骗等讲座，还经常面向老人开展营养膳食、中医按摩、手机教学、包粽子、包汤圆等特色活动。“做好养老服务，给我们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江苏银行工作人员禹文雅说。
朝阳门街道老龄人口比例达26%。如何让居家养老的老人在生活上有服务保障？打造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为老服务，成为街道开展社区治理的切入点。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在调研时很多商户参与热情很高，但都有担忧：让老人歇歇脚、喝口水容易办到，可万一老人发生意外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问题尖锐，却是事实。经过多方协调，最终由政府出资，为“联合体”的站点单位上了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解决了商户的后顾之忧。如今，“联合体”已进入3.0阶段，更多老人的深层次需求正在被关注到。
养老、托育、社会救助、就业创业、医疗保障……社区居民需求多方位，要求社区服务意识和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关键要提升公众参与水平。”王伟进认为，当前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意识或能力尚有不足、相关制度尚待完善、便捷公众参与的组织载体有待创新、物业服务与社区治理的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王伟进建议更加注重社区规划和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为公众参与提供交往、娱乐、议事、服务等公共空间；注重村（居）民自治的实现形式，为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完善常态化、实操化的机制建设；积极发展面向社区的社会组织，推动小区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并通过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站、社区教育等提升居民理性沟通和协商议事能力。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重点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向春玲建议，一是完善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作用，健全公开透明的诉求表达和办理方式。二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通过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等制度，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三是完善群众权益保障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制度维护好群众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切身利益。
对于社区治理，在基层工作近20年的梁楠有自己的体会：“街道层面必须高位统筹，树立一盘棋意识，毕竟一个部门的力量有限。”她认为，基层部门要做好协同，并注重发挥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企业、专业社会组织力量。“各方一起参与，出谋划策、各展其能，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梁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