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出行，已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己亥新春，电影《流浪地球》中一条交通标语成为“网红”，最后两句是这样的：“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俏皮中带着严峻。
常听国外回来的朋友说，像上海苏州这样的城市，在城市硬件建设上一点不比国外逊色，甚至比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还漂亮，但日常生活中却总又让人觉得有什么地方“差距不小”。我理解朋友的意思，这个“差距不小”大约就在国民的文明素质即软实力吧。譬如闯红灯，乱停车，行人不走斑马线，地上写着斗大的“车让人”有的车偏不让，汽车开得非要你挤我拥常常排不成直行，超车不打方向灯，甚至在高架高速上像螃蟹一样横穿三个道……许多事故乃至生命的消失就是在这种“漠视”中发生的。过去我们常用“法律不健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但社会秩序的许多事好像法规条例都挺健全的，“闯红灯”谁不知道违法?于是，又发现很多现象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但还是社会秩序上的许多事好像上升不到“动真格”的高度，至多也就是罚款警示。可这年头“闯红灯”的人靠路口三两警察根本忙不过来，“监管成本”实在太高了。人们终于发现，把社会秩序规范化的难度远远超过立法。
其实，制度经济学家早就告诉人们，如凡勃伦在他的名著《有闲阶级论》中指出，法律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恰恰是支撑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它除了受法律、条例、规章等“正式制度”的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受文化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而所谓传统、习俗自然良莠参差，陋习不少。以银行的“一米线”为例，这个规则设计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财产隐私，它是和西方文化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观念相适应的。而我们的这个理念还刚刚萌芽，拥在你按密码的手边的那位可能真的毫无偷窥的动机，只是短缺时代留下的“习惯”而已。现在，银行用“叫号”的办法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一些国民的陋习并没有就此消失，譬如商场付款、车站购票等窗口依然如故……如果说“随地吐痰”是农耕文明的遗风的话，汽车的你拥我挤不过是“骑自行车习惯”的后遗症。
当然，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的公式、定律就能涵盖的。行为经济学家就发现，仅“闯红灯”的行为至少包含着“从众”贪便宜”““侥幸”等若干种心理，当人们觉得政府不可能付出高昂的监管成本来管理这些“小事”时，“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这时，谁都想闯它一闯了。连现在世界公认“守规矩”的日本人也曾经有这样的谚语：“众人一起来，红灯也敢闯。”
由此可见，社会规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向“不良行为”宣战，就像改正一个孩子的坏毛病比教会他一个好习惯要艰难得多，它不是颁布几个法规、增加几个条例就能迎刃而解的。欧洲从“海盗行径”到“绅士风度”几乎花了500年的时间!一点一滴的进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譬如苏州把“争做文明市民”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行动计划”。
不少人主张对不良行为下“重典”。也确有一些国家这么做的。譬如违法停车，不是罚50元而是500元甚至5000元。还有人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将一些不良行为的规范制度化，譬如建立公民信用记录体系，只要你在若干件“小事”上有过记录，那么将影响你以后日常生活中需要“信用”支持的一切事情。现在，这个制度正在逐步实行，经济交往中的“老赖”、交通肇事的“酒驾”、高铁上的“赖座”，等等，因为“失信”，不仅会受到法律制裁，还会影响到以后的日常生活。
信用监管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它通过“双管齐下”即用“正式制度”设计来规范“非正式制度”(陋习)。如果把经济学表述的所谓“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换成熟悉的表述就是，“正式制度”属于法律法规的范畴，非正“式制度”则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但仅有“双管齐下”还不够，以禁放烟花爆竹为例，为什么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春节放炮仗的千年习俗能够被明显改变?最根本的逻辑在于，燃放烟花爆竹对环境的污染已经影响了所有国民的生活乃至生命。可见，对“非正式制度”(陋习)的治理，除了坚持不懈地“齐抓共管”，关键还在于改变陋习的设计能够直指人心，譬如“亲人两行泪”就相当震撼，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这自然又会牵扯到“国民性”问题，这是另一个宏大话题了，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及，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