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雅萍
6月23日是第74个“国际奥林匹克日”，旨是鼓励世人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半月前，继《觉醒年代》热播后，新高考全国1卷作文题“根据‘体育之效’片段素材写感悟”再次将毛泽东同志的《体育之研究》刷上热搜。这篇诞生于旧中国的数千字论文，历经百年，其关于体育的思考，今天读来仍觉切中时弊、回声阵阵。
“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俨然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面黄肌瘦、身衰体弱。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威逼利诱手段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同年，毛泽东好友易昌陶因病去世。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好友的英年早逝，青年毛泽东有感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愈发意识到强身健体的重要性，于是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强调强健体魄的重要性。
反观今日之中国，国力日渐强盛，任人欺凌的局面一去不复返;纵观中国百年奥运史，从全军覆没到“金牌大户”，中国在“体育大国”的赛道上不断超越。但体育领域的“流光溢彩”并没有带动全民身体素质的“水涨船高”，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干饭”、“逐瘦”与“躺平”之风并行，臃肿者众、枯瘦者众、亚健康者亦众，更有甚者，鼓吹“朋克养生”，一边养生、一边作死，着实辣目。国人体质健康水平难言乐观，实危民族复兴之“国梦”，无怪乎教育部将体育“抬”进高考。当年提体育，旨在“救国救民”，今日倡体育，希冀“富国强民”。
“体育之弊，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1917年，由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对体育活动不够重视，加之功课繁忙，10分钟课间操制度有其名而无其实，以致7名体质过弱同学不幸染病身亡。痛失学友的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写下挽联：“为何死了七同学?只因不习十分操!”基于体育教育走形式的初步“诊断”，他在《体育之研究》再次论述“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
当年毛泽东同志对体育之弊的深切认识，今时今日仍发人深省。长期以来，学校教育“重德智而轻体育”，体育课多成“边缘学科”，待体育加试分数提高、体育课时增加，风习稍改，家长也多意识到体育之于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但囿于分数至上、学业竞争等现实问题，体育教育拼应试者众多，体育课让位于文化课现象不乏，繁重的补习班，更挤压了青少年的美好运动时光。试想，孩子玩耍的天性被驯化成没有感情的“分数”，玩耍时还要想着“及格”还是“优秀”，体试一过、运动暂停，这样怎么能让孩子学会真本事，怎么能从根本上增强体质呢?“爱屋及乌”没演变为“厌屋及乌”已是万幸。
“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体育之研究》第四部分辩证地阐明了体育运动的益处，“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坚持锻炼身体，体质弱者可变强，“身体健全，感情斯正”“身心可以并完”可见体育运动对于养成乐观的心态、积极的人生观和健全的人格都至关重要。体育运动还可以锤炼意志、催人团结向上，这些良好的品质均可迁移到人的意志品格。“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的全面发展，始于体育运动。
“体育之效”篇将体育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青少年群体来说，正值身体发育的“猛涨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至关重要。强化体育教育，除“体育之弊”、现“体育之效”，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各方全面参与和保障。对家庭来说，要督促意志薄弱的孩子参加体育锻炼，避免其沉浸于电子游戏、短视频，养成良好生活规律;对学校来说，应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整合资源、统筹布局，营造青少年体育教育良好机制和氛围，才是根本之策。
与百年前比，国人对体育的理解早有质的变化，随着全民健身的提倡和普及，运动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但这远远不够，我国要实现“体育强国”目标，青少年是战略的重要内容，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国际奥林匹克日到来之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做“体育人”。
